高位截癱，胸部以下全沒知覺。一個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的女人，不僅嫁了千萬富豪，生了個活蹦亂跳的兒子，現在居然還想……再生一個。 1998年7月22日，美國紐約長島體操館，一道本該輕盈翻飛的身影驟然墜落。 17歲的中國體操運動員桑蘭，在跳馬熱身時頭部著地，頸椎粉碎性骨折。
那一刻，全世界都以為她璀璨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卻沒人能預料到，她與命運的漫長角力，此刻才真正拉開序幕。
醫生給出的診斷冰冷而殘酷：頸椎第六、七節斷裂，高位截癱。
從胸部以下，將永遠失去知覺，大小便功能喪失，終生需要他人護理。 對于一個以身體為資本、在平衡木上跳躍旋轉的運動員而言，這無異于宣判了另一種「死亡」。
輿論在短暫的巨大同情後，很快轉向了嘆息與遺忘，人們想象中她的未來，似乎只剩下一張病床和日漸萎縮的生命力。 癱瘓禁錮了她的身體，卻沒能封印她的人生。在經歷最初的絕望與治療後，桑蘭沒有消失在公眾視野。 她求學，成為北京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她主持節目，用笑容面對鏡頭；她投身公益，為殘障群體發聲。 更讓外界議論紛紛的，是她與經紀人黃健的婚姻。黃健家境優渥，曾為擊劍運動員，外形出眾。 一時間，「圖財論」、「炒作說」甚囂塵上，無人相信這樁婚姻裡存在超越利益計算的真實情感。
生活很快給出了無聲卻有力的回答，黃健的身份，從經紀人悄然轉變為全天候的「生命合夥人」。 桑蘭的身體需要極為嚴苛的護理：每四小時必須翻身以防褥瘡，復雜的導尿流程需要無菌操作，隨時可能發生的自主神經反射異常會引發危及生命的血壓飆升。
這些瑣碎、艱辛甚至有些狼狽的日常，黃健一肩承擔，並且一做就是十幾年。
他親手設計無障礙住宅，改造每一個生活細節。 人們終于開始理解，這段婚姻並非王子拯救灰姑娘的童話，而是兩個成年人在認清生活全部真相後，做出的沉重而堅定的選擇——他們共同構建了一套精密運轉的生命支援系統。
如果說婚姻打破了世俗偏見，那麼2013年桑蘭的懷孕，則直接挑戰了醫學認知和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
高位截癱不影響女性的卵巢與子宮功能，但懷孕對她而言是九死一生的冒險。 孕婦常見的妊娠高血壓，對她隨時可能引發腦出血；她無法感知宮縮，分娩訊號只能靠丈夫觀察細微的生理變化；整個孕期的每一次檢查，都是一次艱難的轉移和巨大的風險。 北京航空總醫院組織了三十多人的專家團隊為她護航，最終，兒子「黃小寶」平安降生，健康活潑。 這個生命的誕生，是一個醫學奇蹟，更是一份宣言：殘障，不意味著被剝奪創造生命、體驗親情的權利。 當桑蘭近期流露出想再生一個孩子的願望時，輿論再次分裂。反對者出于關心，擔憂她本就脆弱的身體無法再次承受風險。
也有人質疑，一個無法擁抱孩子、不能陪孩子奔跑的母親，能否勝任育兒職責？
這些聲音背後，潛藏著一個更頑固的思維定式：即殘障人士的生命價值是次一等的，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安穩生存」，而非「豐滿生活」，更不配奢求像常人一樣規劃家庭藍圖。 事實上，桑蘭的「瘋狂」想法，恰恰將公眾討論推向了一個更本質的層面：我們究竟如何定義生命的質量與尊嚴？縱觀歷史，社會對待殘障人士生育權的態度，本身就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隱秘標尺。 從二十世紀初某些國家基于「優生學」的強制絕育，到1981年聯合國國際殘障年提出「充分參與和平等」，再到如今法律對殘障者權利的明確保障，這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平權之路。 桑蘭的故事，正是站在了這個程式的前沿。她有經濟能力聘請專業輔助，有堅實的家庭支援系統，有強大的個人意志。 她的選擇，固然不能代表所有殘障女性的處境，卻為整個群體爭取了一種可能性：身體的功能障礙，不應成為情感發展和家庭構築的絕對障礙。
也有人質疑，一個無法擁抱孩子、不能陪孩子奔跑的母親，能否勝任育兒職責？
這些聲音背後，潛藏著一個更頑固的思維定式：即殘障人士的生命價值是次一等的，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安穩生存」，而非「豐滿生活」，更不配奢求像常人一樣規劃家庭藍圖。 事實上，桑蘭的「瘋狂」想法，恰恰將公眾討論推向了一個更本質的層面：我們究竟如何定義生命的質量與尊嚴？縱觀歷史，社會對待殘障人士生育權的態度，本身就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隱秘標尺。 從二十世紀初某些國家基于「優生學」的強制絕育，到1981年聯合國國際殘障年提出「充分參與和平等」，再到如今法律對殘障者權利的明確保障，這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平權之路。 桑蘭的故事，正是站在了這個程式的前沿。她有經濟能力聘請專業輔助，有堅實的家庭支援系統，有強大的個人意志。 她的選擇，固然不能代表所有殘障女性的處境，卻為整個群體爭取了一種可能性：身體的功能障礙，不應成為情感發展和家庭構築的絕對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