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作為香港的「平民文化之都」，其市集文化、舊城風貌，在香港以至國際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區內戰前騎樓林立，也是香港歷史活的見證。2023年1月31日，俗稱「棚仔」，深水埗區內的欽州街臨時布市場正式關閉。近年，隨着城市重建發展，深水埗區存在日益「士紳化」的趨勢，新式咖啡店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越來越多咖啡店進駐深水埗，成為年青人的「打卡」聖地。而舊區的人情味和歷史，卻日益湮沒凋零。在重建舊區、改善居住環境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忘卻深水埗的地名和歷史故事。

地名中的歷史：從海邊村落到碼頭

深水埗古稱「深水莆」，最早見於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的《新安縣志》，當時屬於「官富司管屬村莊」。「深水」是指此地與毗鄰的長沙灣海床相對為深。「莆」是古書上的一種水草，《楚辭．天問》曾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之語；《說文解字》亦指「萐莆」為一種瑞草。

而嘉慶《新安縣志》另記有「深水埔」一名，屬「官富司管屬客籍村莊」。考「埔」一字為閩粵方言用語，泛指平坦之地，亦是客家的慣用地名。惟比照嘉慶十五年（1810）《新安客籍例案錄》所附「附錄客籍各鄉名冊」，縣志中與「深水埔」並列的「盧盛塘」、「稈藪蓢」、「牛地埔」等村，均屬「中路村鄉名」，位於今日深圳地區，而深水埗附近的「葵涌子」、「青衣」、「淺灣各村」，則屬「東路村鄉」。故嘉慶《新安縣志》所載之「深水埔」，很有可能不在香港境內。雖然如此，「深水埔」一名，後來仍成為早期深水埗的官方名稱，見1892年港府憲報、約於1910年代設立的深水埔公立醫局。

「深水步（埗）」的地名，可以指該地早期的一個碼頭。「步」，指靠近水的地方。古代中國地理名著《水經注》記載：「步，即水渚也。」北宋《靑箱雜記》記載：「嶺南謂村市爲墟，水津爲步」。「埗」讀音同「步」，意同「埠」，意義引申為水邊停船處，即碼頭。雖然至今未發現深水埗的碼頭設立的確實年代，但查考清同治七年（1868）的Kowloon and Hong Kong showing Customs and search stations ，已載有「深水步汛」，為當時清政府環繞港島設立的税所之一，向收來往船隻的鴉片、商品徵稅，並設有小碼頭，故名「深水步」。清同治九年（1870）《廣東圖說》卷十三的〈新安縣圖〉也出現了接近今日寫法的「深水步」，故相信深水埗碼頭的出現，當不晚於1870年代。

深水埗早期歷史發展

根據1955年出土，香港至今唯一發現的漢代遺跡——李鄭屋漢墓，深水埗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東漢時期（25-220年）。考古學者推測墓主很可能是鹽官，漢代的深水埗位處海濱，相信是鹽業核心區域之一。漢墓墓室磚上刻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曆」銘文，是漢代香港地區歸屬番禺縣的重要證據。漢墓形制與此後在廣東一帶發現的其他漢磚室墓，尤其是官吏墓基本一致，印證當時漢文化已從中原延伸至香港地區。

惟此後至清初，深水埗的發展狀況與居民生活情況，至今未有發現文獻記載。這段歷史的空白，從香港地區史事背景分析，當與明清時期鄰近的荃灣、青衣盜寇猖獗，以及清初的「遷海復界」有關。「遷海復界」後，在清廷免稅、提供耕牛、種子的優惠政策下，雍正、乾隆年間，不少客籍人士南遷今日深水埗一帶，並相繼建立李屋、鄭屋、黃屋、白薯茛、元州、馬龍坑、九龍塘及塘尾等客家村落。據《九龍蘇屋村蘇氏族譜》所載，清乾隆四年（1739），新安縣蘇氏遷入茅田（今長沙灣一帶），建立蘇屋村。後另有客籍李氏遷入該區，建李屋村。至嘉慶二十四（1819）年，《新安縣志》中第一次出現「深水莆」的記載。

深水埗天后廟與協天宮

1844年，英國牧師施美夫（George Smith）曾到訪深水埗一帶，並將深水埗記錄為「Sham-Shwui」。根據施美夫所撰An exploratory visit to Hong Kong, 1844，當時深水埗作為典型的傳統村落，在社會、經濟、文化上，已有一定發展，「農田種植蕃薯和類似生菜的捲心菜」，「居民純樸開朗，更有人招待我們喝茶」，已有廟宇，「廟中供奉着觀音菩薩或天后……小廟旁邊有一座祠堂，門上有一段段碑文，……以向路人宣告，其宗族成功考取科舉功名。」村民以漁農為生，村落延伸超過一英里半，「從維多利亞城便能眺望得到。」

施美夫牧師提及的小廟，可能就是深水埗天后廟（建於1901年）的前身。天后是華南漁民及沿海居民的普遍信仰，深水埗居民集資興建天后廟，說明當時深水埗已是漁舟、水路貿易的聚集地，而社區已有相當的經濟實力。

深水埗關帝廟（舊稱協天宮，約建於清代中葉）內立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的《重修協天宮碑記》，記載深水埗當時已發展出龐大的信仰與社經網絡。碑文記載的重修廟宇捐款名錄多達千名，包括大鵬協鎮都督府、九龍關委員、店號、船號、坊眾，橫跨官、商、民階層。地域上，名單亦將捐款者按地域分為九龍、九華徑、長沙灣、大角（今大角嘴）、西貢、長洲、筲箕灣、麻地（今油麻地）、土瓜灣、九龍塘、全灣（今荃灣）等以漁民、客家聚落為主的「各灣」，更記載了「金山各埠」的捐獻。

地分南北：深水埔與福全鄉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將新安縣「九龍司地方一區」（今日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部分）及昂船洲割讓予英國。今日的界限街，即是當時的界線，並將深水埗一分為二。1892年，港府刊憲將界線以南的部分命名為「福（幅）全鄉」，而界線以北的部分，則仍稱「深水埔」。1906年港府的「殖民地人口普查報告書」記載，當時深水埔有2,821人、福全鄉有933人，合共3,755人，人口在新九龍中，僅次於九龍寨城。

1910年代開始，深水埗隨着九龍市區發展而逐步開發。1910至1930年代，深水埗歷經多次填海，開闢多條道路。初期由私人承建商小規模填海，範圍由南昌街至桂林街一帶。1912年至1914年，港府於深水埗大規模填海，範圍由東南的桂林街伸展至東京街，將西角山（在今海壇街一帶）移平。1919年，當局開始另一階段填海，由東京街延伸至荔枝角，歷時十年完成。時至1930年代，深水埗的發展甚至超過了九龍城。黃佩佳《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就記述深水埗「區域之廣，雖不如九龍城，而繁盛處則過之也」，「市街之繁榮，幾與油蔴地相伯仲……街道之多，九龍城所不及也。」此後深水埗幾經滄海桑田、翻天覆地的變遷，發展為香港早期的工商業中心，舊村湮沒，但該區的古老地名如九華徑、李屋、鄭屋、田寮、元州、鴨寮等，仍然通過約定俗成、成為街道名、屋邨名等不同方式存續，為社區保留了歷史印記。

舊區發展的啟示與出路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是現代大都會必然面對的問題，但卻並非處於絕對的對立狀態。近年，隨着文物旅遊（Heritage Tourism）在全世界方興未艾，遊客對探索旅遊目的地的歷史、文化和建築等有了愈來愈濃厚的興趣，亦為以深水埗為代表的香港舊區的活化和發展，帶來啟示和出路。

文化並非只存在於博物館、文化館之中，深水埗作為舊社區，當中的民生點滴，當地居民原有的社區網絡與共同回憶已是一個動態的、活的博物館，潤物無聲。1980年代，深水埗是香港紡織業的中心。時至今日，深水埗的「皮革街」（大南街）、鈕扣街（基隆街）等街道，仍是不少設計師的尋寶天堂，為本港的流行文化持續注入靈感。

深水埗的騎樓、招牌、鴨寮街地攤、排擋高度集中，構成了一幅典型的「香港風情畫」，蘊含了大量香港人習以為常，但卻正正是香港特色的文化旅遊潛能。作為國際文化之都，宏觀考慮文化傳承的意義和價值，盡力保護一個地區的文化完整，彰顯文化底蘊的同時也能帶動文化旅遊，順應疫後形勢，復興旅遊經濟，並有益於社區的維繫與發展。意大利佛羅倫斯的中央市場、米蘭的古董市集既能成為意大利在國際旅遊上的必到之處以至文化符號，鴨寮街地攤又何嘗不能成為深水埗以至香港的旅遊和文化地標？意大利威尼斯縱橫交錯的水道、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融合歐亞特色的歷史建築等，每個文化名城都有自己的建築特色，深水埗的發展亦可考慮既有建築的再利用和新舊融合上。在可行條件下，如保留富有保育價值的戰前騎樓，並加以活化改造成博物館、餐廳、戲院、店鋪等，為後世保留珍貴文化遺產，更是吸引遊客的魅力所在。

深水埗在文化旅遊方面的潛能巨大，只是大家已習以為常，其潛力一直未得到充分重視。一方面，深水埗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和社區人情；另一方面，不少叫好叫座的港產片《無間道》、《桃姐》，以至國際電影《變形金剛4：絕跡重生》和《攻殼機動隊》均取景深水埗。深水埗的街頭巷尾，在銀幕上成為了香港的文化名片，說明了這區的風貌對國際觀眾有巨大吸引力。而這些電影本身，亦構成了深水埗的文化旅遊資源。透過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旅遊、建構歷史步道、「電影／港產片朝聖之旅」等方法，將歷史元素，如當地的掌故、古今圖片、電影片段等融入到旅遊推廣當中，將區內古蹟建築與文化、環境、歷史等加以串連，整合潛藏的旅遊資源，促進區內經濟發展、電影元素，如古今圖片、著名電影片段等與旅遊推廣結合，將區內潛藏的旅遊資源加以整合串連，呈現香港本地地道文化的另一面，正好切合當前香港面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的目標。

《深水埗百年》
硤石田寮下九華 埗頭深水客漁家
滄洋今日繁盛地 遠對昂船泊長沙

本文已在2023年3月14日率先於《信報財經新聞》刊登。

作者：蔡兆浚（高級編輯）